【裁判要旨】

一、關于解除合同的方式。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，應當通過法定或約定的方式明確無誤地向合同相對方發出，李某在微博平臺向不特定對象作出的所謂“官宣”，或直接在其他平臺直播的方式，均不能認定為向合同相對方發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。

二、在享有單方解除權的情況下，一般可通過通知解除或起訴解除的方式。通知解除的，不以書面通知為限，也可通過口頭通知、紙質信件、電子郵件、微信或短信方式，但應當保留作出解除合同通知的證據，以便在合同糾紛中舉證。

【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性案例】

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（2020）滬02民終562號上海某公司訴李某合同糾紛案

【簡要案情】

一、李某為上海某公司創辦的某直播平臺的主播，昆山某公司是李某的經紀公司；2018年2月28日，三方簽訂《主播獨家合作協議》，約定李某在上海某公司的直播平臺獨家進行游戲解說直播，未經上海某公司同意不得在其他平臺直播或將直播視頻授權第三方，否則視為根本性違約，應當支付賠償金；

二、2018年6月1日，經紀公司向上海某公司發出主播催款單，催討李某兩個月的合作費用；

三、2018年6月27日，李某發布微博稱將轉向其他平臺直播；29日，李某在其他平臺直播；

四、2018年8月，上海某公司起訴，要求昆山某公司和李某繼續履行獨家直播協議，停止在其他平臺的直播活動，并支付違約金；一審中變更訴訟請求為賠償違約金300萬；

五、昆山某公司提起反訴，請求判決確認三方主播獨家合同協議于2018年6月28日解除；請求上海某公司支付合作費用22萬；

【爭議焦點】

李某通過發布微博的方式是否產生了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？

【裁判結果】

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：昆山某公司支付上海某公司違約金260萬；李某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責任；上海某公司支付昆山某公司合作費用18萬；

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駁回上訴，維持原判；

【裁判規則】

一、合作協議，系三方真實意思表示，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，應認定為有效，各方理應依約恪守。從違約條款來看，對三方權利義務均有明確約定，主播未經上海某公司同意在其他平臺直播屬于違約，應當承擔賠償責任；

二、上海某公司雖然存在履約瑕疵，但不足以認定為根本違約，李某并不能以此為由主張解除合作協議；

三、從解除的方式來看，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，應當以法定或約定的方式向合同相對方明確無誤地作出，李某通過發布微博的方式向不特定對象作出的所謂“官宣”，或直接到其他平臺直播的行為，均不能認定為向上海某公司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，不能產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；

四、考慮主播在游戲直播行業中享有很高的人氣和知名度的實際情況，結合其收益情況、合同剩余履行期間、雙方違約及各自過錯大小、直播公司能夠量化的損失、直播公司已對約定違約金作出的減讓、直播公司平臺的現狀等情形，根據公平與誠實信用原則以及直播平臺與主播個人的利益平衡，酌情將違約金調整為260萬元。

【合同解除的事由有哪些？】

一般來說，分為兩種，協商解除和行使解除權解除。

雙方協商一致，可以解除。實質上是雙方之間成立一個新的合同，目的是終止雙方已經存在的原合同的權利和義務，

行使解除權，一般包括約定解除權和法定解除權。雙方可在協議中約定一方享有解除合同權利的事由，當事由出現時，享有解除權的一方可主張解除合同。另外，民法典563條還規定了可以依法解除合同的幾種情形，當事人可依據該法條主張解除合同。

【約定解除權的事由發生，合同并非當然可以解除】

一般來說，合同約定了解除權事由的，法院原則上尊重雙方意思表示，嚴格把握自由裁量權。但是，對于違約情形明顯輕微，不妨礙守約方的合同目的實現的，人民法院可依據誠實信用的原則，確定合同是否解除。對于違約情形顯著輕微，不影響守約方合同目的的實現的，守約方主張解除合同的，不予支持。

本案中，主播以直播公司拖欠合作費用，便以此為由主張解除合同，一方面雙方合作協議對此能否作為解除合同的事由未作約定，另一方面，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該事由并不影響經紀公司及主播實現合同目的，不能作為解除合同的事由，對其主張不予支持。

作者喬謙律師 山東睿揚律師事務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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